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
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
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那些在日伪时期担任过教职员的人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
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之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
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日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
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基于上述原因，他坚决表示：“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与傅斯年颇有交情的容庚教授听说傅斯年的申明后非常着急，就去找傅斯年理论。傅斯年以前对容庚是相当看重的，这时却拍案而起，指着容庚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庚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的马路上。
后来，容庚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考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许他在北大任教。
此后，容庚到岭南大学任教，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大的门槛。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周作人，因为周作人曾失足侍伪，傅斯年也毫不留情地清算，他坚持的就是“正是非，辨忠奸”。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清除这个障碍，决不为北大留下劣迹。”
傅斯年正式上任后，立刻辞退了所有附敌的伪北大人员，没有一丝留情。所有伪职人员在被傅斯年解聘之后，组织团体，在伪北大校长鲍鉴清的带领下，四处游说情愿，甚至说动了许多政府官员来为他们求情。
傅斯年对此不为所动，他坚决维护北大的尊严，拒绝容许伪校伪组织的人进入北大校园。
在解决教职员难题的同时，傅斯年这个暂代校长，也拼尽全力，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自然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开路。
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
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
在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公函中称：“查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舍系敌伪产业，经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拨交敝校应用业已接收清楚，相应函达查照，即请赐予备案。”在致李宗仁、**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等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
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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