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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处于这样的一个相互砥砺的环境之中，他本人对于知识又极是贪婪，似乎是来者不拒。欧洲留学七年，使他学业迅速的长进，不仅在许多基本的学科里获得了有用的知识，就是比较专门、冷僻的学科也有所涉猎。
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学习的专业还是有重点的，也可以说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文史。而他对知识的选择，其实也是有他的考虑的。比如，为了探求学术研究的方法，而研究数理化。只是，有一段时间曾致力于地质学的研究，大家好像不是很理解。
有一次，他和罗家伦、毛子水等同学在柏林康德街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进去时夹了一个重重的书包，几位同学拿了一翻检，竟是厚厚三本一部的地质学，平时不好开玩笑的毛子水，对此书有所了解，幽默地说：“这部书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
傅斯年当时气得直跳。但是，联系到后来考古殷墟挖掘，用心的人会明白，傅斯年其实是有备而来的。
傅斯年等公费留学生，按说在留学期间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其实不然。当时国内正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势力忙于争权夺利，哪有人想到在国外辛苦求学的学子呢？《中国留学教育史》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
陈寅恪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傅斯年的情况比陈寅恪更差。因为傅斯年祖父母在其留学期间先后去世，只剩老母弱弟等人，他们自己生活尚无着落，自然无力接济远在国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国外几乎是忍饥挨饿。
他曾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叙述经济的困难，信中说：“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
而刘半农的情况更糟，他当时已是五口之家，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边，除了学业上的费用，一家人还要生活。
他给傅斯年的回信说：“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
傅斯年在写给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因生活费无着，东借西挪，几乎断炊的窘状。“幸与老陈（指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不久，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从此生活更无着落，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
在致罗、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
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
在德国留学期间，尽管傅斯年的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说，“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1926年11月2日，傅斯年从德国留学回来抵达上海。
这位少年成名的饱学之士，求职之路并不顺畅。据他1926年11月致罗家伦的两封信，至少考虑了8个去处，但四处碰壁，十分失落沮丧。
首选是母校北大。他自称“如‘茫茫之狗’者留在上海，岂不都是为了对于北大之忠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治氛围肃杀，师生人人自危。北大也是元气大伤，代理校长蒋梦麟和教授鲁迅、朱家骅等被北洋军阀列入拟通缉的黑名单；蒋梦麟、胡适、鲁迅、马叙伦、刘半农、顾孟余、朱家骅、马寅初、王世杰等教授难以容身，纷纷“走为上”。此时傅斯年不可能获得北大教职，不可能献身虎口，而且他也明确与蔡元培共进退，“蔡先生不到北大，故我也不去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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