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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决定南迁时，开始因最后目的地不能确定，因此规定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
而不具备资格的邓广铭，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进行他的辛弃疾课题的研究。先后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对于邓广铭，这时候对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一个是赵万里，另一个便是傅斯年。原本，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因“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因此邓广铭在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号芸盦、舜盦，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为中国古籍保护事业先驱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原主任
赵万里有专著：《校辑宋金元人词》、《中国版刻图录》、《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薛仁贵征辽事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其中《校辑宋金元人词》，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出版。该书共七十三卷，校辑宋词别集五十六家，金词别集二家，元词别集七家，宋元词总集二种，宋人词话三种，宋金元名家词补遗一卷，共计词人七十家，辑得词一千五百多首。
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
而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多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
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曾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
抗战胜利后，通过胡适的帮助，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这为后话。
前边说过，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
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北大文研所垫付书款。
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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