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选为向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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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选为向忠发

上海天蟾舞台，座落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是个热闹的所在。看戏的，演戏的，终日进进出出。

一位42岁的“老板”，住下了紧挨天蟾舞台的两间房。看来，这位“老板”手里有钱——他的“太太”是那样的年轻，只有20岁。那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钱的象征。“老板”做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挂起“福兴字庄”招牌。

然而，外人莫知，每当夜深人静，这对“夫妻”却分床而眠……

这位手头阔绰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中共地下党员。1918年8月，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共。他以“老板”身份，在这人头攒动的地方，为中共中央建立秘密机关。

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组织之命为他做掩护工作的，并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绶，也是长沙人。虽说她比“老板”小22岁，入党却比他早两年——1925年入党。

这对假夫妻（后来结成了真夫妇）主持的秘密机关，是当年中共最重要的机关。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这样忆及：“开会的地方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里。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两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冬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间。”

来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了上海这个秘密机关。1928年4月28日，中共政治局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以及邓中夏、项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后的小屋里。他们逐字逐句研读着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他们立即感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评了罗明纳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从现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记录（1928年4月28日）上，可以见到这样的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11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的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

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

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4月30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检讨。

就在发布《通知》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5月1日一起离沪去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