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苏美关系及中国在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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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苏美关系及中国在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说

〔美国〕亨利·基辛格

◎演说者亨利·基辛格（1923～）是美国政治家，1969年起历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国务卿，在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上，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贡献。

◎从1971年到1999年，基辛格先后访问中国32次，足迹遍及20多个城市。本篇是他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说。

【精彩演说辞】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应邀来外交学院讲话。……我应邀同你们谈谈苏美关系问题，大约在一周前我才接到邀请，因此我来不及写演说稿，我只能按照提纲来讲。我并不是因为你们是中国听众才这样来谈这一问题的，我对你们讲的也同我对其他听众所讲的一样。

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部分原因是两国有极其不同的历史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实际上一直无须执行什么对外政策，它受到两个大洋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强大邻国的问题。因此，美国当时形成的对外政策的观点，部分是孤立主义的，部分是道义上的。那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历史的偶然性使我们有幸在地理上远离他国，这也反映了我们在道义上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及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所寻求的只是能够再次回到它以前与外界隔绝的地位。第一次大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与势力均衡之类的概念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考虑建立世界性组织，甚至考虑建立世界政府，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有责任改善世界，而不仅仅是控制世界。当杜鲁门总统去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他拒绝提前与英国首相会晤，因为他不想让斯大林认为我们和英国串通一气对付前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多数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是发挥今天不结盟运动所起的那种作用，也就是在英国与前苏联（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冲突中充当仲裁人，采取超脱的立场，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切，是因为与前苏联发生冲突并非美国人天生的嗜好，和前苏联发生争执是不符合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愿望的。

……

我注意到，中国曾就中苏关系问题表明，要改善关系，必须先满足三个条件。美国就没有那样系统和那样明确。我国的历史毕竟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要短。因此，我们没有用同样明确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要求。但是，我相信，从根本上说，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完全一样。如果前苏联愿意在它目前的疆界内与别国共处，那就肯定可以找到做出某些具体安排的途径。否则，如果我们声称我们可以在不作某些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对直接或间接信赖于美国的人也没有好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想谈谈首脑会谈前夕的当前形势，并提出几点看法。如果像一位教授那样抽象地分析形势，人们就必须讲出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仓促认为一个缓和紧张形势的时期对各方都有好处。在西方，人们常常把这归结为前苏联新领导的个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受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听众强调客观条件比个性重要。像前苏联这样的制度不可能产生和平主义的共产党总书记。但是，我之所以认为前苏联有可能出现寻求缓和的动机，是因为前苏联社会面临着某些客观趋势，至少抽象地看这是它必须着重关心的。在我看来，首先必须承认目前这种政府制度过分信赖于个人，尚未实行像中国近几月、近几年来所开始采取的那种轮换制度。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段安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