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AB团和肃社党
席卷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AB团运动和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极为痛心的一页。
几十年后，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肖劲光在回顾闽西肃反时，依旧无法控制心头的沉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肃反使闽西的党组织、军人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灾难。今天看来，这场灾难完全是王明“左”倾路线造的恶果。本来，立三路线造成闽西工作上的损失，引起人们的不满是正常的，对这些同志应当与真正的反革命区别对待。真正的反革命是应当肃的，但不应混淆敌我界限。当时左的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错误地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并且逐步升级，越来越扩大化。当时在闽西处于主要领导地位的是外来的干部，有些同志不懂得闽西的历史，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不肯虚心地向当地干部学习，钦差大臣作风，以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处理问题。这一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当时的错误路线相结合，便造成了肃反中严重的错误。同时，用了象林一株这样品德不好的人做肃反工作，也是造成这一严重错误的原因。
1930-1931年间肃反出现的错误之多，受冤者遭遇之惨，连当时主持中央苏区的“左”倾领导人亦不得不予以承认。
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就披露：
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的，临时中央政府严重地警告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生。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份，不分首要和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
错误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肃反悲剧性的结局。
闽西团特委曾对闽西团组织的反革命情况作了这样耸人听闻的估量：“闽西团内社会党分子堵塞着，龙岩全县可说是没有团员了。其它各地可说每个支部都有社会民主党分子，有的甚至于全支部都是，干部方面上一层旧的干部都是社党分子，部分在改组时是社党分子，经手提拔的也是社党分子。”
更为荒唐的是，主持肃反的人认为，有些人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的发展对象。因此，许多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也被逮捕，严加审问，追查他们背后的社党分子。
一个人被怀疑是AB团，与这人有工作联系的也被怀疑是AB团。
同乡是AB团，老乡自然更可疑。富田事变后，部队进行肃反，江西籍战士成为主要肃反目标，因为富田事变的参加者均为江西人。黄克诚所在的一个团在江西兴国补充了一批新兵，结果，这批年轻的战士还未上战场，便死在自己的同志的刀下。因为肃反委员会怀疑他们与家乡的AB团有联系。
在有的地方，杀AB团到了令人难以致信的程度。于都县委的一名秘书，因为字写得好被当作AB团杀掉了；如果有人讲话有条理，颇具说服力，也会被当作AB团处死，因为“AB团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容之一，便是煽动欺骗群众。”
在这场令人恐惧而又荒诞不经的运动中，一句胡编的口供，便能致人于死地。“重口供轻证据”，就是当时肃反的普遍作法。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李聚奎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1930年11月，李聚奎所在的红三军在赣东的黄陂一带进行整训，打AB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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