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轻信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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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轻信蒋介石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即将制造摩擦的重点由华北八路军转到华中新四军。1940年7月，国民党提出一个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作战区域的所谓“中央提示案”。这是其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先声。中共中央拒绝了这个无理的方案，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是被迫的，也是包藏祸心的。他企图借国共合作之机，“行根绝赤祸之实。”奢望在抗战胜利之后，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1938年底，蒋介石当着中共要人之面，毫不隐讳地宣称，消灭中共，“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甘，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1937年底，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成，次年1月6日迁至南昌。在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开往皖南岩寺集中期间，毛泽东就新四军的作战方向，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项英，指出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最有利于新四军发展。只要向南京、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不久，毛泽东又完整地提出了新四军的战略方案应是“东进作战，直逼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为贯彻这一方针，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以华北平原游击战的成功经验为例，说服项英勿怕困难，大胆向敌后挺进，发展游击队，创建根据地，待江苏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后，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进入江北地区。鉴于项英迟迟不肯积极行动，5月14日，毛泽东又不厌其详地给项英发了一封长达三百多字的电报，指出：“在敌人的广大后方，能更自由地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新四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主动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胆地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

然而，王明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抛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与会的项英公开发言赞成王明的观点，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观点与政策。正因为王明看到了项英等资深权重者的支持，因而在他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时，肆意兜售和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时至1938年，沦陷区没有国民党军一兵一卒。国民党的行政系统亦荡然无存，日本强盗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已对腐败无能望风而逃的国民党不存幻想，而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身上，渴望新四军迅速挺进沦陷区，领导他们抗日。此时，新四军如果能顺应人民的需要，勇敢挺进沦陷区，定会一呼百应，迅速燃起抗日的燎原大火，建立大块的抗日根据地；久经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严峻考验的上万人的新四军，一定能迅猛扩大。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大发展机会。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1938上半年，特别是4月新四军各路人马云集皖南岩寺后，心急如火地一份接一份致电项英，催令他尽快率军东进苏南敌后，但项英却以种种借口加以抵制。其中主要理由，即是苏南乃平原水网地区，不利部队发展。这实质上是害怕挺进苏南，不敢在沦陷区与凶恶的民族敌人展开搏斗，同时，对多行不义的国民党存在非份之想，天真地以为“把军部放在皖南，背靠国民党区域较安全”。

项英在抵制毛泽东的正确方针的同时，却顺从地按照蒋介石的圈定，于1938年7月1日，将新四军的军部及其所属主力，置于国民党统治区以皖南泾县云岭的罗里村为中心的几个孤立据点中，北临天险长江，东临苏南日寇，西、南两面有10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四面被围，进退维谷。这就为新四军可能突遭袭击埋下了危机。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同项英均应召参加。项英因故中途离会，但是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他是听到的。此时共产国际已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为中共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批评了王明，警告王明不要再在党内争领袖地位，全党应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这次会议，为了肃清王明路线在党内的影响，果断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负责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决定新设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鄂、豫、皖、苏地区共产党的工作。

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假抗战，真反共，并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形势对孤处皖南一隅弹丸之地的新四军军部极为不利。

为了发挥这支在十年内战烈火中千锤百炼的红色劲旅的作用，同时尽早使其脱离险境，1939年2月，毛泽东特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千里迢迢专赴云岭新四军军部，当面做项英的工作。周恩来严厉批评项英在1938年一年当中屡次拒绝党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的严重错误，而项英固执己见，强调“江南特殊”，仍坚持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说什么江南要一切服从国民党三战区的命令。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严重的右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项英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与周恩来、叶挺、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一起，共同研究了落实这一战略方针的各项具体方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一走，项英立即变卦，不仅不照办，而且到处散布新四军不具备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条件的舆论，甚至诬蔑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冒险”、“蛮干”、“乱弹琴”的“左”倾方针！在这年10月31日新四军积极分子会议上，他作《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仍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否则就不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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