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回天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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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回天无力

汪精卫死了，伪政权得推出新的头目。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影响的和最有实权的是陈公博和周佛海二人，论权势最重的还是周佛海。陈公博鉴于周佛海握有实权，就推周佛海出头。

但是，汪伪政权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周佛海专权不满，就连日本人也不大信任周佛海，他们希望陈公博接替汪精卫。

陈公博却连连推辞，不是他不想当一把手，他确实盘算了很长时间，考虑再三，觉得自己还是不出头为好，这是因为，论能力，汪精卫比自己高超许多，但汪精卫都不能让苟残政权有起色，他陈公博更是回天无力；论后路，与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他陈公博永远赶不上周佛海，日后难免被蒋介石更换；论驾驭汪伪政权内部派系争斗，他也不如周佛海有手腕。

然而，推归推，却最终推不掉，在汪伪政权的善后会议上，多数人还是推选了陈公博当主席。

陈公博见无法推辞，也就接任了。面子上还要虚伪一点，就声言自己是暂“代主席”，代字当头，可以进，可以退，回旋余地大多了。

周佛海在权力的争夺中做了二把手，心中自然不服气。汪精卫在世的时候，他结党营私的举动尚收敛些，汪精卫死了，他便无所顾忌了，尽管陈公博是正职，但在伪政权中，要害部门都控制在周佛海的手里。

更可以做资本和炫耀的是，伪政权中与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系，谁也没有周佛海那样神通。

1945年1月3日，周佛海担任了上海市市长，这是伪政权任命的，令人惊奇的是，重庆的国民党方面竟有电报来表示“同意”！打电报的人非同一般，那就是特务头子戴笠，他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显然，周佛海担任上海市长，事先已与重庆方面通过气。

戴笠为了策动周佛海为其所用，使尽了各种手段。1945年3月的一天，周佛海突然接到戴笠打来的电报，称周母病了，浮肿，气喘，生命危险。但同时电报里又说，正在用英国最新最贵之药进行医治，请周佛海放心。

到了4月，周佛海母亲的病情稍有好转，戴笠便又将病况电告周佛海，说：“且有痊愈之望。”

而到了6月，周佛海的老娘又不行了，病情恶化不治而死。她死在国统区的息峰，周佛海人在南京伪统区，又是伪政权的二号人物，他是不能去国统区为其母办丧事的，这份“孝心”竟由戴笠来尽。

戴笠一面电告周佛海，一面赶到了息峰，为周母料理丧事，并“顶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居然披麻带孝守灵，直至将棺材送人贵阳市郊的红花地墓地。

一个国民党政府的军统局长，如此尽力，令人惊讶称奇！

戴笠这样做，使周佛海大为感激，他更加视戴为知己，更加言听计从了。

戴笠的付出是要有回报的。日寇投降后，重庆国民党方面一面严令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收复失地；一面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迅速授予各地伪军以“先遣军”的旗号夺占地盘。

周佛海这时起了大作用。戴笠以军统局长的身份电令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不久又改称总司令，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保安队等伪军武装，维护上海及沪杭线的治安，等待国民党军到来。

像周佛海这样以重庆国民党政权为有力靠山的大汉奸并不是很多。汪精卫死后，伪政权多数人是处在愁云苦海中，除了像周佛海这样的钻营重庆路线，谋求“反正”的外，有的则是横征暴敛，囤积钱财，准备后路；还有的则是整日醉生梦死，尽情享受。

在汪伪政权中，早有“公馆派”和“CC派”之争。“公馆派”是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为首，其随从有褚民谊、林柏生、陈耀祖、陈春圃等。“CC派”则是以周佛海为首，其成员有丁默村、梅思平、罗君强等。这两派一直明争暗斗，互争权位。汪精卫死后，两派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谁也不愿让对方掌握大权，这样，也使得派系特征不明显的陈公博得以走到台前。

陈公博上台了，难以平抑两派矛盾，很快地反倒成了两派都攻击的目标。周佛海一派早就反对陈公博坐第一把交椅，既便陈上了台也想把他撵下去。

汪精卫死后，做为“汪夫人”的陈璧君威势锐减。她的亲友多数都劝她退出政治舞台，退出南京政府，以便将来给自己留条活路。陈璧君却不愿罢手，说：

“你们不愿干，我不勉强。我要继承汪先生遗志！”

1945年3月，陈春圃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陈璧君在南京已是门庭冷落，于是回到广东，亲主粤政。

她要想独霸广东，必须有她的亲信来辅佐，她是个只会发号施令不干具体工作的人，得有人供她驱使。所以，去广东前，她找来褚民谊商议，希望褚民谊出面当广东省长。